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财联社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经济在十年间推动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变，从粗放的数量型扩张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出重大步伐。但另一方面，十年来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多困难，经济增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来自于需求收缩，当前扩大内需主要靠政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600405)有哪些？在张立群看来，未来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源来自于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在结构变动中的潜力非常大，这些潜力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变动的潜力。释放这些潜力，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张立群说。

实际上，二十大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包含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对此，张立群表示，中国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也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式，即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形成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城镇化推进不平衡产生的问题是整个投资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财联社：你如何看待这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张立群：十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经济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在十年里推动了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从粗放的数量型扩张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另一方面，十年来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总的来看，过去十年，中国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十年走过来非常不易。

财联社：经济放缓有哪些更深层的原因？

张立群：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原因来自于需求收缩，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当前经济的首要困难。

从外部来看， 中国整个外需的增速在下滑。从国内投资方面看，十年来投资增速持续显著下降。中国当前发展不平衡及其产生的矛盾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城镇化推进不平衡对投资影响最为直接—当前国内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大城市人满为患，中小城市人气不足，这是中国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一个具体表现。

城镇化推进不平衡对投资影响首先集中在房地产投资。由于城镇化推进不平衡，导致大城市拿地难、中小城市卖房难，房地产发展空间被显著压缩。房地产投资占到总投资近五分之一，对整个投资的增速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特别是对制造业投资。

实际上，房地产和制造业有紧密的产业关联，大概有60多个行业都和房地产有关系，而这些行业大部分分布在制造业。例如，房地产涉及建筑材料、室内装修材料、室内用品、灯具、洁具、家具、家电等，这些领域所产生的订单数量非常大，房地产的建设一旦萎缩，制造业的订单也就会显著减少，所以使制造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显著下降。根据数据来看，2011-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从30%降低到2.8%，基本与房地产投资下降的趋势保持同步。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一半左右，其增速大幅下滑，必然导致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所以，城镇化推进不平衡所产生的问题是整个投资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显著减速，会通过生产滑坡，导致就业和居民收入滑坡，进而导致消费需求减速。当投资出口增速下降时，企业的订单减少，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下降，便会通过减薪裁员影响到居民收入，所以从2010年以后居民收入增速也是持续下降，进而影响到消费需求。当居民收入下降，消费就不行；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下降，投资就不行，进而需求收缩会加速，需求收缩加速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再延续到收入增速下滑，整个就是一个循环加速的过程。这也是导致中国过去十年来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扩大内需主要靠政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财联社：长期看，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

张立群：从外部因素来看，当前俄乌战争持续发酵，整个世界不确定因素增多，合作因素在减少，中国在大变局下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明显加大。

从国内来看，中国要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要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但这些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需求收缩。在需求收缩时，市场主体是顺周期的行为特点，包括企业和居民，市场订单越少，企业越不会去增加生产和扩大投资，因为担心产品积压和产能过剩，居民也不会积极消费。扩大内需主要靠政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之下。

二是在应对供给冲击方面，要通过调整发展思路，坚持全国一盘棋来积极应对，目前在很多地区能看到成效。前些年很多地区把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减排减碳上，但目前开始综合考虑国计民生的需求，所以今年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产能恢复比较明显。下一步如何把供给保障能力向好的态势巩固住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经济逐步回暖回升的关键期。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统筹协调能力。

三是应对预期转弱方面。经过近3年疫情冲击，企业出现了很多困难，如何提振企业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也十分困难的工作。

“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财联社：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有哪些？

张立群：未来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源来自于结构的变动。有很多专家学者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国际对比，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起点，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如果按照比较研究的结论，此时国家经济增速会变慢。

但是要看到，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普遍的，比如现在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在1千元左右的人民币，一年也就1万多人民币，这和1万多美元对比是我们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的发展潜力，不能仅仅依靠国际比较，必须要深入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意味着强大的结构变化潜力，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泉。从哲学来看，事物的运动就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不平衡的程度越深，结构变化的潜力就越大。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本身决定了中国经济在结构变动中的潜力非常大，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多方面变动的潜力。与以上的结构变化潜力联系，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空间巨大，中国新兴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所产生的产业升级、产业细分化、产业链延伸所包含的潜力巨大。

展望未来，在十四亿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续增长中，在亿万人民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勤奋创造中，中国经济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经济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

财联社：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包括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未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着力点在哪里？

张立群：现代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和样式，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代化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模式，就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来勾勒中国的现代化前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给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重要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出发。中国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也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包含的生产力水平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中国发展可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实践探索充分的发挥出来，它可以使中国的文明水平超过现有的发达国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提高过程中，来支持制度不断完善，来支持民生持续改善，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式，即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形成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