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具有战略意义。综合就业、资源及产能利用、物价和发展水平等维度判断，未来五年我国经济有潜力实现5.5%—6.5%的增速。

经济增长潜力是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基本标准。当前，学术界通常把潜在增长率作为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和合理增速的一个重要标准。从理论上而言，每个经济体都存在一个潜在增长水平，但基于实际产出和经济运行计算而来的潜在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未来增长潜力，尤其是潜在增长水平是干出来的，并不是算出来的，也并非是某个固定的数值，而与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优良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提升潜在增长水平。如果宏观政策运用不当，则会损害经济增长潜力，拉低潜在增长水平。

因此，仅依据潜在增长率来判断经济增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从劳动力利用、资源及产能利用、物价水平、发展水平等多个维度，综合运用一系列指标，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增速的合理区间。具体而言：

一是就业和人力资源利用状况，这是一个核心指标。资源利用，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利用状况，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主要的因素。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才能达到合理的增长速度，并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2022年1-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处于历史高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灵活就业占比不断攀升，人力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而，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空间。

二是资源及产能利用状况。依据煤电油运、铁矿石及有色矿产等大宗商品市场供求状况，分析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当前，原油市场平稳趋冷，铁矿石、铜市场下行，公路、铁路等运输能力充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另外，资源利用效率和工业产能利用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经济增长仍有潜力可挖。例如，虽连年下降，202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1.8和2.4倍；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5.6%。

三是价格指数和通货膨胀状况。通货膨胀率是判断合理经济增速的一个表象指标。只要没有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速就是合适的。2022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3%。我国的价格指数并不高，通货膨胀并没有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实际GDP增速也可再上一个水平。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我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在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上述分析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空间，考虑到当前我国增长基数较低，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为3%，结合完成“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以及到本世纪中叶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任务，综合判断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速合理区间为5.5%—6.5%，并且我国有潜力实现这一增速。

为此，应从以下方面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率，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其一，合理确定投资的增速区间，实施动态管理，稳定经济增长的大盘。按照5.5%—6.5%的实际经济增长目标和9%—10%的货币名义经济增速来测算，在今后一段时间，基建投资考虑人均GDP的增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9%—10%名义增速为宜；房地产投资考虑到今年的低基数与行业调整转型，以7%—10%名义增速为宜；产业投资考虑到转型升级的压力，以10%左右名义增速为宜。围绕这些增速空间，增强相关宏观政策的针对性，保持投资动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大盘。

其二，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实施重大基建项目，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带动经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围绕“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以及到本世纪中叶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任务，统筹规划一批重大中央基建项目，使每年基建项目增量规模保持在1万亿—2万亿元。在资金来源上，可考虑按20%的比例安排项目资本金2000亿—4000亿元，其中10%的部分（1000亿—2000亿元）由中央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解决，另外10%的资金由项目承接主体和政策银行来解决。这样既不会过度增加财政负担，又能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一旦预期和动力问题解决，社会投资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消费不振、地方财政风险等问题也将会逐渐解决。

其三，通过“速度差”，调整经济结构和债务结构，提升发展质量和经济治理效率。对于影响增长质量和治理成本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宏观杠杆结构（包括政府债务结构）等，不能采取一刀切、运动式的解决办法，而应通过速度差，在发展中调结构。例如，可通过增量上的差异，逐步缩小地方政府债务占比，优化债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