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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还需消费拉动,财政政策将成重头戏?
时间:2022-05-16 来源:第一财经 分享: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力应对?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力应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哪个更有效?发放消费券对撬动内需作用有多大?


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综合来看,专家普遍认为,今年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优化财政支出方向,以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主体。其中,发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作用立竿见影,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坛上,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疫情叠加俄乌冲突背景下,纯粹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难以起到很好的效果,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降准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了,降息的空间也不是很大。”谈及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从外部角度看,今年美国大幅加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中美利率倒挂,这会导致部分资金从我国债市、股市流出,人民币面临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


在陆挺看来,传统的政策传导机制有些方面失灵了。“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办法。目前房地产拉动是很困难的,基建(也)很难上来,所以整个传导机制现在面临问题。”


“主要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宽不宽松,市场上并不缺钱。”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也指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受疫情蔓延的影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今年能不能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内关系到稳增长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对外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应对外部超预期冲击。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就促消费来讲,无非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面对现在的结构性问题,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非常积极。


“今年减税降费、留抵退税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元,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不过,李迅雷也指出,财政投入主要是要确保企业主体对就业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于财政支出直接用于消费领域投入偏少。“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比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应提供信贷倾斜政策,用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方面的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通过消费券撬动内需


从数据来看,疫情冲击非常明显,消费转负,居民贷款房贷也出现了负增长。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同比少增7453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同比少增4022亿元;不含住房贷款的消费贷款减少1044亿元,同比少增1861亿元;经营贷款减少521亿元,同比少增1569亿元。


当前,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当中最大的挑战。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大幅回落,其中3月消费增长-3.5%,回落幅度最大。


在陆挺看来,进入抗疫第三年,不少家庭、企业储蓄和积累被不断消耗,抗冲击能力减弱,疫情之下失业率上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尤其在耐用品方面,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意愿、能力也会下降。


“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预期超过了2020年一季度,不确定性加剧使得居民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陆挺说。


如何应对?专家建议,可通过消费券撬动内需潜力,发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复苏作用。


“发消费券对短期拉动消费的作用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过去两年,欧美的刺激经济政策主要在消费端,发钱给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费;我们的刺激经济方法主要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但我们的消费端比较弱。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后续)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支持。”


实际上,早在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全国各地曾大规模发放消费券。从实施效果来看,此前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测算,每1元钱的政府补贴能带动3.5元至5.8元的新增消费,杠杆效应达到3.5倍以上。


沈建光说,地方政府对发消费券非常看好,因为对当地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走到世界前列,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来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非常好。在中国香港的实践也说明,在疫情恢复时,发消费券对香港餐饮的促进效果尤其明显。


“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作用更大。”李迅雷也提出了发消费券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出现几个拐点,比如人口老龄化的拐点、房地产的拐点等,过去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在这种情况下靠外需很难,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要靠消费拉动。


陆挺也表示,消费券是非常好的政策,是可以发力的点。“今年在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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