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卧龙，层林尽染。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的半野化场地内，大熊猫“博斯”正啃着竹子，熊猫幼崽在草丛中安睡。“博斯”今年6月诞下一对幼崽，其中雌性幼崽成为野化培训对象，和“博斯”一起住在野化培训圈舍内。

“我们一直在努力将圈养大熊猫最终放归到野外，复壮野生种群。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和民说。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设立大熊猫、三江源等首批5个国家公园，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达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揭牌，开启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行一系列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

完善法律法规。近10年来，我国制修订了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20多部法律法规，生态保护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明确目标举措。我国成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发布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及22个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划定保护红线。我国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环境部协同自然资源部指导31个省份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覆盖了重要生态区域。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雪豹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频繁现身，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自在“旅行”，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物种初步恢复……新时代这十年，我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得到系统性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断迈出新步伐，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国坚定不移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保护生态，让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湖南省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眼下正是冬候鸟来这里过冬的时节。在江坪河乡，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康祖杰在望远镜里又发现了熟悉的身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我们已经连续14年监测到这一珍稀物种，最多的一年记录到47只。”

壶瓶山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物种基因库”。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依托“湖南屋脊”的生态优势，当地擦亮“生态壶瓶”金字招牌，形成了有机茶、林下经济等支柱产业，仅茶叶年产值就达到9800多万元。

绿色发展，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路径。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间，绿树成荫，蜜蜂飞舞。“现在依靠‘林药蜂’，每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多元。”初冬时节，药材刚收，单天麻一项就卖了6万多元，长乐坪镇桥坪村村民尹城祥喜上眉梢。他在田里栽种厚朴等经济林木、蜜源植物，林下套种草本中药材，田间地头养蜂，这碗“生态饭”越吃越滋润。

五峰县地处武陵山区，曾是深度贫困地区。2016年以来，五峰设立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物种——中华蜜蜂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探索推进“林药蜂”生态发展模式。现在，全县养殖中华蜜蜂达11万群，带动2000多户农民增收。

科技赋能，在合理利用中实现有效保护。

兰科植物观赏和药用价值高，一度面临过度采挖的威胁。不少兰科植物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石宝历经10余年科研攻关，攻克独蒜兰种苗繁育及人工栽培难题，成功实现规模化人工种植，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人工栽培技术的突破，有助于对兰科植物在利用中实现保护。今年，人工栽培的独蒜兰丰收，产量超过40吨，产值超过2000万元。”张石宝说。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介绍，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爱知目标”（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的设立陆地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等3项目标超额完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可持续管理农林渔业、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等13项目标取得良好进展，总体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令人备受鼓舞，感谢中方在领导和指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方面所做的努力。”《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值得学习推广。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中国不仅致力于保护本国生态环境，而且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从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有力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运作和执行，到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事业；从向津巴布韦、肯尼亚、赞比亚等国提供野生动物保护物资，到与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中，中国是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深度参与其中的多边体系，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的关键。

“我们期待，COP15第二阶段会议能够顺利通过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崔书红说，“框架”是为2030年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锚定方向的总体性、原则性纲领文件，将总结以往生物多样性全球目标制定和执行的经验，凝聚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合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新的政治引领。

为了推动“框架”的谈判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方作为主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领导力和协调作用。自COP15第一阶段会议以来，中方已经组织召开了40次主席团会议，为相关会议筹备和谈判进程提供组织安排和指导意见。

崔书红说：“我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和通力配合下，定能将此次会议办成一届圆满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大会，推动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征程。”